陶舜

網(wǎng)絡紅包的風頭是否蓋過了春晚，或許見仁見智，若說這些年來哪件事情配稱與春晚平分了秋色，除了微信紅包(以及支付寶紅包等)，恐怕也難找出第二個了。這是商業(yè)與技術統(tǒng)治時代的碩果，亦時勢使然也。什么時勢?那就是以手機屏為主導的屏社交催化出來的淺社交趨勢。

屏社交在中國經歷了兩個階段：手機短信和移動社交軟件。在功能機時代，費用不低的手機短信深受歡迎，那些年除夕夜中國人發(fā)了多少億條拜年短信經常上頭條，進入智能機時代以后，短信日見式微，今年我只收到一條拜年短信，朋友們都在微信上派搶紅包——在高峰期，微信紅包一度hold不住而短暫癱瘓。

微信儼然一躍成為繼支付寶之后更強勢的移動支付新風口。除夕當天，微信紅包收發(fā)總量達到10.1億次，春晚全程微信搖一搖互動次數(shù)達110億次，如此盛況，與微信巨量的用戶數(shù)量和強烈的社交粘性不無關系。其背后的商業(yè)競爭，在節(jié)前就已發(fā)生：幾款熱門軟件互相封殺。對此經觀社論已經指出：所有授權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收權，應該打造一只具有互聯(lián)網(wǎng)思維的籠子。近期有人說監(jiān)管機構應該考慮介入，宣布微信壟斷，迫使騰訊讓其他企業(yè)平等進入微信平臺。這一天恐怕尚遠。應該注意到，微信支付包含零錢帳戶體系和銀行卡體系兩大帳戶體系，與支付寶一樣，亦無法避免虛假交易和資金匿名轉移的問題，在彰顯巨大市場空間的同時，也帶來了監(jiān)管的新挑戰(zhàn)。

微信紅包勾勒出來的憂思并不止于商業(yè)、金融領域，還波及社會、人文領域。微信紅包成功的秘密，表面看是在已經成功的微信上疊加了一個金錢游戲，然其本質在我看來恰與淺社交的大勢互為因果。短信和微信這兩個代表性的屏社交工具，有一個共同點：自主操控性很強。我們要“說”的話可以被編輯、修改和潤色(正如我們把自拍照PS得更美)，得以呈現(xiàn)自己遠比現(xiàn)實完美的一面，而現(xiàn)實社交里面，說出來的話就是潑出去的水。喜歡并依賴這種可控性，是我們從“深社交”往“淺社交”退縮的標志——實際上我們早已置身其中，渾然不知又無法自拔。

淺社交改造了我們的交往模式甚至心靈狀態(tài)，這一切早已發(fā)生，而微信紅包使之更為凸顯：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樣，穿越了大半個中國終于和親人在一起，卻未必有多少真正的相處，比如忙著在手機里和小伙伴們派、搶紅包，這固然不足以完全切斷我們的現(xiàn)實交際，但顯然，我們已很難對別人投以足夠的關注，反過來，亦難獲得足夠的關注。我們不遠不近，若即若離，剛剛好。屏社交把有本質區(qū)別的親密關系和陌生人關系壓扁重組，揉成了面目相似的淺社交。“我分享、故我在”的屏社交狀態(tài)，讓我們似乎永遠都不用獨自一人，我們似乎喪失了享受孤獨的能力。我們放任了內在的脆弱與孤獨，把心靈包起來，藏進了一塊塊社交屏，一切變得可控、安全而簡潔，干燥而乏質感，這將導致我們更加孤單。

微信紅包來了，淺社交好像要轉“深”了，它使我們很方便地瞬間與千里之外的朋友派搶紅包，卻也磨去了紅包在金錢之外的更多豐富質感，比如簡短的言語和眼神交流在微信紅包中幾乎已被抽空，讓發(fā)紅包這個“以金錢為輔的情感事件”迅速變成“以情感為輔的金錢游戲”，巨量的搶派行為又使得殘存的這層稀薄的情感附屬更加稀薄。

這不是微信紅包的錯，是技術統(tǒng)治時代對人情人性進行再塑造的必然結果，勢不可擋。有什么好辦法可以稍加緩解嗎?我不知道。也許，在微信紅包滿屏飛的時代，當你遞給朋友一個實物紅包，上有“大吉大利”字樣，放幾張嶄新的鈔票，你會得到一個燦爛的微笑，甚至熱情的擁抱。節(jié)后第一天上班時我看到很多人快樂地曬出了利是紅包，這并非“古典”，實是“現(xiàn)代”——不要放棄實物紅包，讓多出來的微信紅包增益我們的福利，而不是取代原有的福利，就好。